王嘉龙

　　在漫长的骑战年代里，马草是关乎战争胜负的命脉，自古即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清代诗人、学者朱彝尊在《马草行》一诗中写道：“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角声呜呜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这首诗描写了清兵为征收马草四处盘剥，从前四句便可知晓前线对马草的迫切需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森林警察时，我是骑马挎枪的，正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除了完成繁重的执勤任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集中于“人吃”和“马喂”两件大事。有时候人断了粮食，可以用萝卜、土豆或兽肉暂时替代，而马的粮食一顿也不能断，所以打马草做好冬储，是我们在夏秋之交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进入二伏，吉勒布外站就开始张罗打马草的事了。我们先把钐刀从库房中找出来，加固一下钐刀把。钐刀把和钐刀把上的拐子决不能松动，稍有松动，就没法干活。再就是砸刀。若想使刀刃锋利，通常人们会“磨刀霍霍”，但钐刀的锋利不是磨出来的，而是砸出来的――把刀锋垫在铁砧子上，用刨锛一下一下细细地砸。

　　钐刀其实是放大若干倍的镰刀，刀端处略微有点弧度，有人称它苏联大钐刀，也有人称它蒙古大钐刀；刀有一米多长，刀把更长，立在地上，比我高出一大截。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尝试打马草，感觉很兴奋。领到打马草用具那天，我戴上防蚊帽、穿上高腰水靴，扛着钐刀在院子里昂首挺胸走了一圈，老兵艾振林对我说：“你这样子像日本鬼子进村。”他又说：“等打几天马草，你就是‘鬼子地雷’――神气不起来了。”

　　艾振林说的一点不假。

　　由于外站的防区里除了丘陵山地就是塔头甸子，根本没有适合打马草的平坦、开阔的草场，我们只好到周边山上的缓坡边角处打马草。大兴安岭的山地阳坡通常是不长树的，多为裸露的山石，但在落叶松集中分布的山地下部阳坡、半阳坡的草本层，却有较好的发育。

　　立秋前，我们一直在做准备工作。老兵说立秋前打马草，草垛起来容易腐烂，过了立秋就没问题了，秋风送爽。

　　像要打一场重要战役似的，八月七日立秋这天，老兵们竟聚到伙房包饺子，炊事员还做了四个菜。平日里，大家很少吃饺子，不是不喜欢，而是配给的白面太少。做完饭，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小队长端起酒碗说第二天开刀打马草的事，就像另一种形式的战前动员；我吃着野猪肉野芹菜馅儿的饺子，暗自发笑：不就是打个马草，至于搞得这么郑重吗？

　　然而头一天打马草，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深夜两点多，我睡得正香，同屋的人已经起床了。小队长掀开我的被窝，拍了我一巴掌：“快起来，不是说好要起大早的吗？”

　　确实，头几天就定好三点赶早去打马草的事。赶早打马草有两个好处：一是太阳没出来，凉快好干活；再就是半夜露水大，蚊子起不来。我赶忙穿上衣裳、套上雨衣、登上水靴，扛着钐刀跟随队伍出发了。天刚蒙蒙亮，淡黑的云翳尚未打开，林子里的虫鸟还在睡梦中长一声短一声地打着鼾。我们往打马草的地方走，途中穿过了一片桦树林和一片塔头甸子。桦树林很茂密，我们拨拉着树枝前行，树叶上的露水像下急雨似的往身上落，脚下的腐殖层如同吸过水的海绵，踩上去暄腾腾的。那些受惊的鸟儿，从身旁扑棱一下飞起来，真吓了我一跳。塔头甸子比桦树林更难走，一个个圆滚滚的塔头上蓬着草，我像跳梅花桩那样左一脚右一脚地跳着。突然，一脚没踩实，我踏进塔头下的水坑里，费半天劲，脚总算拔出来了，水靴却陷在水坑里……

　　穿过塔头甸子，就到打马草的地方了，擦擦汗，喝几口水，我们扛着钐刀往山上爬。因为是在山坡上打马草，只能从上往下打。等爬到两百多米高的山顶，还没干活的我就已精疲力竭，气喘吁吁。

　　我们这组有五个人，“四老一新”一字排开，小队长刘立建在最左，我在最右，中间有三个人；由刘立建先开刀，而后从左向右以阶梯形依次而动。真不愧是老兵，抡起钐刀，立见功夫――他们腰带肩肩带腰，左臂带右臂右臂带左臂，钐刀从右向左从左向右，一片片青草就在唰唰声中倒下了，草的清香气扑鼻而来。我仿照老兵的姿势抡起钐刀，却完全不得要领，不是刀尖扎到地里，就是刀只扫了个草尖。小队长看见我的窘态，便招呼大家歇一会儿，然后手把手教我。我自嘲道：“我是‘笨人王老大’。”小队长说：“这活儿既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只要掌握要领，打得快还不那么累。”

　　他们四个人很快就打到山根，而我还在半山腰晃悠。小队长扛着钐刀爬上来，说：“来，我接你的趟子。”“接趟子”是行话，就是替别人打没有打完的草趟子。

　　这一开头不要紧，打马草的日子里，一直有老兵接我的趟子。

　　我不仅打马草的技术不行，砸刀的技术也差。头一天打完马草回到外站，大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洗漱吃饭，也不是躺在铺头上睡一觉，而是砸刀。乍听起来，一群人砸刀的声音杂乱无章，若细听一个人砸刀的声音，却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郑州博物馆欣赏“编钟古乐”时，突然想起外站一群人砸刀的场面，倘若那时有个懂音乐的人来指挥，砸刀的声音说不定会如编钟一般动听。不过那时的我哪儿有闲心欣赏“编钟古乐”呢？老兵们看到我费劲巴拉砸出的刀，都嗤之以鼻――

　　刘贵海对我说：“你这是砸锋刃啊？你这是砸豁口，这种刀咋打得了草？”

　　刘贵海一边数落我，一边蹲在地上帮我砸刀。

　　像“接趟子”一样，打马草的日子里，每天早晚两次砸刀，老兵们再也没让我动过手。有人说：“与其给你砸‘二遍刀’，还不如我们直接替你砸了……”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起打马草的那四十天。我的“兵之初”，就是从这么一个时时刻刻让我感到温暖、友爱的集体起步的。

　　在外站，人与人是和谐的，人与马是和谐的，人与狗是和谐的，甚至连狗与马都是和谐的。但对瞎蠓、蚊子、小咬，我们只有仇恨，特别是打马草的时候――我们能潇洒地挥动长长的钐刀，能豪迈地割下大片大片的青草，却无力阻止那细密如织的瞎蠓、蚊子、小咬。

　　“咂肤拂不去，绕耳薨薨声”，一开始打马草时，我还戴着蚊帽。可当蚊虫钻进蚊帽，扑在脸上、钻进耳朵眼和鼻孔里，由于两只手腾不出来，我对它们是“束手无策”。后来，我干脆把蚊帽的纱布卷起来，把毛巾掖在帽檐里，挡着后脖颈，毛巾两端随着脑袋的晃动扇乎起来，多少能起到驱赶蚊虫的作用。我还尝试像老兵那样通过吸烟来驱赶蚊虫，但不知为何，不用手夹着光用嘴叼，烟火很快就灭了，所以不管用。

　　在吉勒布外站打马草，注定要付出双倍的艰辛。人家有草场的地方，可以着平地来回打，而我们要先爬到山顶，然后再往下打；无论是时间还是力气，比人家多付出，收成却比人家少。有一天躺在铺头上，我正哀叹此事，小队长说得换个角度看：“咱们既打了马草，又练了登山，练到登山如履平地，练成了‘铁脚板’，这可是森警战士的看家本领！”

　　马草打回来，敛草垛也是技术活儿。只见老兵们把四股叉子从草趟子的一端叉下去，再挑起来，叉子所到之处的坡地上干干净净，几乎没有草屑。五叉子草垛起来，就是一“普特”（“普特”是俄罗斯的重量单位，一普特约为16.38公斤），不多也不少。老兵们就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老劳模张秉贵，“一抓准”。

　　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大兴安岭北坡开始飘雪了。在秋凉的时候，我们用马驮、用车拉，把马草一点点运到外站的院子里。看着高高的草垛，就像农民看着丰收的粮食，无比欣慰；我们的“无言战友”眼神里流露的，也是踏实与欢欣。

　　前些日子，我到呼伦贝尔旅行，途中发现牧人在草原上挥动着钐刀打马草。我立马叫停汽车，着没膝的青草走到一个打草人身边，说：“兄弟，我来比划比划咋样？”打草人就像是让自家人“接趟子”一样，笑眯眯地把钐刀递给我。我挥动着钐刀打了二十多米，汗水已然冒出。打草人是个蒙古族牧民，他的普通话有些僵硬：“你的架势还行，技术一般。”我听后哈哈大笑，又想起当年的笨拙模样。这正是：

　　戴月披星那畔行，穿林踏露夜鹰惊，登峰方见旭日升。

　　蚊蠓密织人入瓮，拼将刀叉草冈成，战友相助是真情。本文插图 张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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