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性,传承传统农耕,展望未来农业,传承农耕文明、弘扬民俗文化,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性

中华传统农耕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典范，为现代生态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智慧与方案，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就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在这些遗产地中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古法栽培和传统种养中，处处蕴含绿色低碳的中华智慧。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气候韧性动植物资源的活态基因库。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作物种质库，库容量150万份，目前长期保存的作物种质资源已经超过54万份。在这些宝贵的种质中，有采集于天津的“小站稻”、云南德宏的“毫秕”等水稻，以及内蒙古敖汉的“黄金苗”和“红谷”小米等农家品种。在上万年的进化、驯化及上千年的传统农耕培育下，这些农家品种不仅具有较强的气候韧性，而且耐瘠薄、抗病抗虫。虽然产量不如现代高产品种，但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可以少用约30%的肥料和农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以上。这些珍稀的农家品种至今仍在养育一方百姓、振兴一方产业，并为现代适应气候变化及绿色低碳排放品种创新提供优良基因。

因地制宜的传统稻作系统利于甲烷减排。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稻田则是甲烷的主要排放源之一，但其排放量远低于临近的自然湿地或沼泽地。华夏先祖因地制宜，开山成梯、围圩筑埂、挖泥堆垛，在崇山峻岭之腰、江河湖洼之滨，构建了丰富多样的稻田系统和稻作体系。如江西崇义梯田、江苏兴化垛田等稻田，以及云南广南和广西隆安等生态稻作体系，仍然保存着完好的华夏传统稻作文化。由于水稻植株具有非常强的通气组织，可以将空气中的氧气输送到缺氧的稻田土壤中。这不仅可以降低土壤甲烷产生菌的活性，减少甲烷产生，而且可以促进甲烷氧化菌的活性，将土壤中80%的甲烷氧化消耗掉。因此，稻田甲烷排放量仅相当于自然湿地排放的30%左右。另外，传统稻作非常重视收集河泥、塘泥、沟淤等，将其直接或经堆沤后施入稻田，用作肥料。这不仅减少了水稻的施肥量，从而降低了稻田温室气体排放，还减少了自然湿地洼地的有机物淤积，使甲烷产生菌没有足够的“食物”，进而显著降低自然湿地或洼地的甲烷排放。此外，在稻、鱼、鸭共生的传统稻作系统中，鱼鸭活动也可以明显增加稻田水体和土壤含氧量，进而抑制甲烷产生、促进甲烷氧化，比淹水稻田减排达15%以上。

在近1500年之前的《齐民要术》中，我国就有了“谷田必须岁易”的粮豆轮作养地之术。用地养地结合的传统旱作系统能促进农田固碳减排。“地力常新壮”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农学思想，先民们通过种植绿肥等养地作物、施用有机肥、轮作间套作等措施，实现土壤肥力的持续提升。在新疆奇台旱作农业系统、辽宁阜蒙旱作农业系统、山东岱岳汶阳田农作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地，以及我国黄淮海及东北，正在大力推广的粮豆轮作与间套作种植系统，都秉承了中华传统农耕的“地力常新壮”和用地养地结合的思想理念。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算，全球豆科作物年固氮量达1.3亿吨。另外，粮豆轮作及间套作等传统旱作，还可以促进土壤大团聚体形成，保护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有机碳的稳定性，提升农田土壤固碳能力和碳库容量。

农林复合的传统种养系统助力农村节能减排。中华先民不仅从农田获取食物等农产品，而且通过农林复合和种养结合等方式，从山水林田湖草沙中获取更多生活所需农产品。在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以及陕西古枣园、浙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和江西浮梁茶文化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地，仍然存在以自然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节能减排种植模式。畜牧粪成为牧民的家用燃料，果木修剪下来的树枝可以作为村民日常炊煮及冬季取暖燃料，甚至加工成生物质压缩燃料。在甘肃皋兰古梨园，每亩梨树每年的修剪可产生1.5吨树枝生物质燃料，相当于节省0.75吨标准煤。在浙江桐乡和山东夏津，每亩桑树每年可产生约1吨枝条，用作生物质燃料，相当于节省0.5吨标准煤。这些生物质来自农林系统光合作用固定的二氧化碳，燃烧之后再排放到大气之中，是一个取之于自然又还之于自然的过程，不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而且可以抵消化石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当今世界正面临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功能退化等挑战，亟须寻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构建自然向好的气候韧性农业及食物新系统。中华传统农耕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典范，为现代生态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智慧与方案，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 人民日报 》（ 2023年07月08日   07 版）

以史为鉴防止再走战争老路——访日本历史学家石田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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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7月8日电 专访：日本应以史为鉴防止再走战争老路――访日本历史学家石田隆至

新华社记者郭丹

“日本虽然有被称为放弃军队和战争的宪法第9条，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战争、期待和平，与自身认识到不再重复战争期间犯下的错误相差甚远。”日本历史学家石田隆至日前在东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一边回顾历史，一边表达对当下日本重走战争老路的担忧。

石田隆至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日军侵华史研究，现任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他与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合作在日本新近出版了一本讲述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与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对数十名侵华日军战犯的深入采访以及对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还原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

该书认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程不仅定性了日本对战争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战犯的侵华罪行，更反映了新中国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以及为开创崭新的对日关系所贡献的勇气与智慧。

石田隆至说，去年年底日本通过了新版“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性挑战”。日本政府违背事实煽动周边国家威胁、大幅增加防卫费、强化防卫力量等做法让许多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他们的新书通过引述战犯的真实证言，能让更多日本民众重新正视日本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并了解新中国延续至今的和平外交理念。

石田隆至介绍说，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州岛，他和张宏波共采访了40名战犯及40多名家属，他们还多次前往中国，采访了20多位参与战犯审判的中国司法机构人员及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归国战犯与日本国内其他战争亲历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有明显不同。

“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普通日本军人，并不认为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而会把原因归结到国家命令。即使他们回忆战争中的苦难，也绝不会提及自己的罪恶。”石田隆至说，“而经过新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是战争犯罪。这批人认为，只有将这段战争加害的历史讲述给更多人，才能承担曾经的加害责任，是深化反省、‘赎罪’的唯一有效方式。”

石田隆至举例说，曾经在中国对战俘和平民进行过活体解剖的战犯汤浅谦就是战后在日本现身说法的代表。在经历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后，汤浅谦深刻反省和忏悔。他回到日本后，面向社会讲述其加害经历超过600次，是加害证言活动的标志性人物。

石田隆至说，汤浅谦在演讲中重点反思自己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时曾经“忘记了”做过活体解剖，直到战犯管理所要求其对罪行进行供述，他才想起那段残忍的经历。汤浅谦反复把“忘记了”的经历讲述给不了解战争的民众听，告诉他们“忘记”意味着根本意识不到应承担的加害责任。这种战犯亲身讲述犯罪经历的活动，让许多未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下一代开始深入思考战争究竟是什么，思考日本社会该如何面对受害者和受害国等问题。

石田隆至表示，这些归国战犯在日本开展的和平实践活动，影响了不少战后出生的日本民众。在日本山阴地区，有一个在战犯难波靖直倡议下、由年轻人组成的反战和平运动团体――牵牛花会。这些年轻人花了约10年时间整理出版了战犯们在管理所时期的集体回忆录，成为传播真实历史、传播和平的继承人。

“这些战犯回到日本后开展的反战和平活动与不承认战争加害历史、不想提战争历史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审视战后日本社会如何面对那场战争、如何逐渐背离和平原则的一面镜子。”石田隆至表示，无论日本政府层面还是市民层面不仅极少有人“承认侵略”，还将认罪归国战犯视为被“洗脑”的异类，不断排斥和打压他们。

石田隆至表示，日本战后不但不肯诚实地向曾经侵略过的中国道歉，反而与美国一道封锁、围堵新中国，这足以表明日本在对华侵略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如果日本不正视过去的加害历史，而仅追求宪法提及的空洞的和平理念，最终将会抛弃和平宪法，重蹈战争覆辙。

石田隆至说：“在21世纪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重温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历史，是我们对日本政府停止走上战争道路的和平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