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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5月10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四)，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兰州5月10日电 题：元朝治下东西方如何交流？

　　――专访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永平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代为巩固辽阔广大的疆域、促进交流、通达贸易，继承了古代行之有效的符牌制度并有所创新。元代符牌可通行全国各地及蒙古四大汗国，域跨欧亚大陆，有学者称之为“国际通行证”。这些符牌流传至今已极为罕见，目前世界范围内公开所藏的两件“铁质银字圆牌”中，即有一件是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永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被收藏和展陈的这块符牌十分珍贵，在名气上，虽不如同馆收藏的绝世孤品铜奔马名闻遐迩，但其对认知和了解元代符牌制度，八思巴文文体和语言，以及元朝时期东西方人文商贸交流和融合等，均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和研究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是如何被发现的？铸造和使用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

　　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又称“八思巴文银字符牌”)保存十分完整，是文物工作者从兰州废金属仓库中征集所得，后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这枚符牌造型设计精巧，纹饰细密流畅，不仅是元朝制定符牌制度的实物证明，也让我们对元代金属手工业技术留下深刻印象。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该符牌为铁铅等合金质地，通高18厘米，径长11.7厘米，重247克。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这面银字圆牌虎符，是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或朝廷军政急务遣使所用的信物。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元代符牌的种类很多，有金虎符、金符、银符、海清符和圆形虎符等数种，金虎符为万户佩用，银符为百户佩用。海清符是圆牌，质地有金、银、铁三种，它是元代前期有军国紧急大事时才能使用的符牌。后来改用圆虎符，有金、银两种，其区别在于遇军情的缓急而有所不同。

　　中新社记者：与历代王朝的符牌制度相比，作为八思巴文文体和语言载体的这一银字符牌，如何体现多民族文化、思想、语言等交流和融合？

　　李永平：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但却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比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追溯符牌的历史，它曾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任命官员、赏赐功臣、通行关隘、表明身份，以及用于各种军政、经贸、传驿、查验等事务的一种凭证信物。

　　符牌在不同时期其名称和形制及作用亦不尽相同，经过历代相袭沿用，规制完善，符牌制度也成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典章制度。到了元代，它继承了前代的符牌制度，但又有所创新，比如文字方面选择八思巴文，并且赋有“皇帝意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权。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既然历朝历代的各种符牌种类繁多，并在近现代都有出土，为何八思巴文银字符牌能脱颖而出成为“镇馆之宝”？是因为世界上仅存两件，并且它是保存最完整的，这就体现了它的珍贵性。

　　元朝建立前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庞杂，政令下达颇有不便，元世祖忽必烈遂命藏传佛教大师萨迦派*八思巴重新创制蒙古文字，即后来的“八思巴文”，也称“蒙古新字”。作为一种基于蒙古文和阿拉伯文相结合的官方密文，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文书和符牌之上。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局部。戴文昌 摄

　　提起八思巴文，就要提及发生在甘肃武威市的著名历史事件“凉州会盟”(又称“凉州会谈”)。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武威白塔寺举行“凉州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作为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同行的八思巴亦见证了此次事件。

　　八思巴文创立之后，多是在元朝本土和蒙古四大汗国官方层面流通，统治者并没有去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字、语言或是在民间强制推行。“蒙古铁骑”在南征北战过程中也比较尊重各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包括汉字在内的不同民族文字和语言得以保存，并实现了互鉴共荣，客观上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元朝广大的民间社会，通行的仍是汉字。因此，八思巴文仅供元朝官方使用了110年，符牌制度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了。

　　中新社记者：元朝以符牌制度为代表的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交流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永平：在很多人印象里，古丝绸之路在宋金之后就日益凋敝，但这只是相较于海上丝绸之路而言，略显“黯淡”。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在元代并未衰落，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历史存在感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被发扬光大。

　　据研究表明，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很可能就出土于甘青两省境内，加之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伊犁、喀什和库车等地出土元代青花瓷等持续考古发现，都可以反映出元代丝绸之路的畅通。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戴文昌 摄

　　根据史料记载，元朝虽是“靠马上征服天下”，但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中原地区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中央政府不仅通过官方命令去保护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使团，还专门设置官员和军队去保障沿线的交通通畅。

　　彼时，来自西域的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原地区，接受和学习儒家文化，还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他们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熟悉和掌握，有些还进入元朝宫廷任职。大规模的西方商队和使团也从地中海沿岸到达元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一时期较大规模向中原传入。元朝也多次派出使节到访过欧洲诸国。

　　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著名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他在告别元世祖忽必烈，随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伊尔汗国时，元世祖赐予金符牌两面；当马可・波罗要从伊尔汗国返回意大利时，阔阔真公主也赐予他金符牌四面。

　　总而言之，在元朝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沿着丝绸之路的交流，可谓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盛行的元曲中，从戏剧语言、表演艺术、人物塑造等都有明显“东西交融”的标签和印记，而随着交流的更加广泛，来自西域的饮食方式和各种调味品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原地区，进一步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餐桌。

　　中新社记者：历时近千年之后，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留给今人哪些文化思考？其对“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借鉴和启示意义？

　　李永平：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在畅通东西方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直到如今，在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不少文化遗址内，仍保留了珍贵的元代壁画和彩塑，以及不少出土文字文物和文献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出现了多种文字的并行呈现，体现出互相包容和平等相处的理念。

　　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时至今日，“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从历史中“取经”，通过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其实，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深度交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对外交往的主旋律，广泛吸收各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历史基因”。(完)

　　受访者简介：

　　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理事。30多年来，从事研究工作以甘肃出土汉代――魏晋简牍帛书文献、甘肃古代历史文物为主，兼及博物馆学、近现代文物。《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文物展》等的大纲执笔人之一，主持课题《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研究》。